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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夏季刊|往西南去!到联大去!-北京大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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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蔡翔宇 刘立恒
编辑|田淼
无法忍受的离开
1922年,卢少忱出生在天津,但十一年后,当他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却不得不离开。这是因为,即便他那当列车长的父亲已经有在当时不错的收入,一个月的七八十块大洋依然难以满足一大家人——他的老母亲,几个兄弟,七个孩子还有他自己的生活开支。万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得举家搬迁到北平,因为当时已经不是首都的北平比起天津的法租界来,生活开销少了不少。
卢少忱的父亲是吃到了学好英语的甜头的。十七八岁从广东农村来到北方,自学英语后,他的工作从书记官,到一个小站的站长,再到接待外宾最多的京津铁路的列车长,工资自然也水涨船高。“他就想让我好好学英文”,于是,卢少忱进入了私立崇德中学附属小学,在这所英国教会开办的男校里,所有科目都由英国教师用英文讲授,他也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但初中毕业那一年,七七事变发生了寿星鱼。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卢少忱,无法像那些高年级的学长一样,离开北平避往后方。父亲无法拖家带口地远避,他自己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一年林心茹,卢少忱虽然直升了本校的高中部,但他却遭遇了学习生活的巨大变故——日本人占领北平,开始了“反英运动”,同时推广日语,甚至“日语不及格,还不让你升级,不让你上班”。甚至,卢少忱读完高二后,由于日英冲突的加剧,私立崇德中学就被日本人强制停办了。
无奈之下,卢少忱转到了美国教会在北平开办的崇实中学。但读了半年,实在无法再忍受日本人压迫的他,在寒假就决意离开。这一次,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没有什么再能拦下他。
距天津一百多公里的唐山乐亭县是孙荫柏的家乡。三岁时,孙荫柏就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不得不将他带回娘家。令他颇感幸运的是,彭小盛在东北经商攒下不少资产的舅舅供他在县里顺利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门
1938年,即将初中毕业的孙荫柏面临着县里无高中可上的窘境。祸不单行的是,他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时年二十岁的他,与舅舅一起奔赴北平。“来到北京(北平)考中学,那最难,中学没有统一招生,各学校招各学校的蛇蝎尤物。”在当时,北平四中、北师大男附中和河北高中“这三个学校是最著名的高中”,孙荫柏都考上了,但出于对马元初等名师的向往,他选择了北平四中。同卢少忱的遭遇一样,由于这一年日本已经占领了北平,日军强制推广日语,甚至到了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日语教官的程度陈崇荣,他被强迫学习日语作为第一外语。而想学的英语,则只能课后自己去校外天主教开办的青年会学习。
“那很惨。”“真是一点自由都没有新明史。”孙荫柏决定离开。在舅舅的资助下,已经打算好走水路周转至昆明考取西南联大的他,高二就离开了学校踏上旅程。
被驱赶的求学年代
1930年向华炎,生于湖南安化的龙驭球迈入了小学校园,但是他当时只有4岁。小学毕业后,他本计划离开那个没有初中的小县城,前往外地求学。但原本在外谋生的罗校长,“日本打来了,他就从外面回家了”,“自己拿个土砖来盖房子”,垒起了英武中学,就这样,龙驭球在安化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待到他该读高中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省会长沙何帮喜,长沙最著名的几所的中学也因此几乎都搬迁到了安化附近的蓝田镇发生元官网。在当时已经是湖南新教育中心的蓝田镇,一所新的大学——蓝田师范学院成立了,龙驭球也凭借这个机会终极飘移,考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蓝田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但是,蓝田也没能因为远离城市而脱离日军的视线。龙驭球至今还记得他们在日军空袭下上课的情景,上着课的时候,刺耳的防空警报就将割裂晴朗的天空,师生们不得不奔向防空洞避难。在那偏僻山沟的防空洞中,龙驭球感到深深的压抑:“为什么日本人有飞机来炸我们,咱们为什么没有飞机?我们自己要有飞机就好了,我们就跟他打!” 求学之路上同样摆脱不了日军侵略阴影的,还有万哲先。
在万哲先念完五年级那年,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烟波天客。为了躲避战争,全家奔向了湖北武汉。在武汉市立第六小学读完一个学期,家人就又被不断迫近的威胁驱赶着继续向南。

300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
1938年俨然造句,还没拿到小学毕业证书的万哲先,凭同等学力参与了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中学部和湖南省明德中学的入学考试。虽然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但由于家中决定向更西南的方向搬迁赵小雨,他选择了位于贵州的中大实中。在这所课业压力极大的重点中学读了一年后,万哲先就又随家人前往云南。
在楚雄的中学读了不久,他父母就发现学校教育质量有问题——万哲先“哪怕是玩着也能取得很好的成绩”蒋维平,也因此,万哲先又转学去了邻近的镇南县,就读于从武汉迁来的联中。但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刚上高一的时候,日军就已经从缅甸攻进滇西,联中考虑到师生的安全再次搬迁,万哲先一家没有随着学校前往贵州,而是留在了云南。为了完成学业,万哲先前往昆明,考取了西南联大附中。
在那个许多人读了两所学校就高中毕业的年代,七所学校,是万哲先在迈入西南联大前的就读记录。
无奈的扬帆与窄轨
两千公里,这是天津与昆明的直线距离。但在卢少忱想从天津前往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要走的路程却远远不止这么长。
1940年初,卢少忱在崇实中学上完半年学,已经决定离开。“后来我父亲没办法,就借了一笔钱。”卢少忱拿着路费,来到了天津塘沽大沽口。原本日军就对学生动向有所顾忌,之前大批学生的南逃更是让盘查变得越发严格,只有前往沦陷区才不会让他们怀疑。于是卢少忱决定先前往上海投奔堂兄作为中转,就这样,他通过了日本人的检查,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航船。从上海转道香港,又投奔亲戚办手续过了海防借道越南,几度曲折之后,他终于拎着行李到了昆明。
张定华也是从天津离开前往西南联大的。
家住南京的她,七七事变当天刚好坐上前往天津到舅舅家度假的火车。很快,战火烧到了天津,为了保护家中的妇孺大道长生,她的舅舅将家搬到了英租界,在日军进攻的威胁下无法独自离开的张定华也随之住进了舅舅在英租界的三层小楼。家国沦亡的惨象让张定华感到十分悲愤,“反正就觉得气愤、着急”,“当时我一下就觉得这一下要做亡国奴了,所以就非常痛苦”。但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她又感到无能为力,“可是我干什么,我什么也干不了!”
张定华终于等来了转机。借住在小楼一层的,一位舅舅家的世交“温大哥”,因为参与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被亲戚们称为“爱国志士”,甚至因为当时对学生抗日运动的不同看法,还被起了个外号叫“抗日”。张定华的表现全被他看在眼里。
在张定华的回忆中,那是特殊的一天:“有一天他说:‘你为什么好像那么郁闷?’我说‘当亡国奴还不郁闷?’他说:‘你光怕当亡国奴、光哭、光生气、光发愁也没有用。’我说是,要是让我做点事,打日本,我愿意,可是我干什么,我什么也干不了紫宵天尊!他说你要有这个想法,就可以找到事做。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找什么事,他说那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会帮助你,告诉你做点什么。”这个人,就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郝诒纯。
两三天后,在一个小花园里,张定华与郝诒纯见面了。从此,组织捐款、做读书小组工作、帮忙张贴传单……一件件事情让她们两人越加熟悉,也让张定华对民先队产生了归属感,决定跟他们一起偷偷回内陆参加革命。但令她没想到的是,一件意外又让她的计划接近流产——手头拮据的张定华拿不出路费,只得秘密地找妹妹借钱,然而不舍得姐姐离开的妹妹不由得哭出了声,“那时我姨母什么的都在,就审她,最后她就说了,说大姐要去打日本,她要走了,我舍不得。我一个姨母一听这还了得,就报告我的舅舅精装鬼打鬼。”得知此事的舅舅坚持不肯放行:“固然其志可嘉,可是你们这样不行。”为了防止张定华私自离家,舅舅关了她禁闭。

历时68天,1938年4月28日,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出发的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过了不久,舅舅决定将她送去上海,与她的祖母、母亲会合李绪杰。正当她急于联系不到郝诒纯时,却意外得知了郝诒纯他们也将登上同一条船前往上海的消息。在船上,家人全程看护,她和郝诒纯没有一点见面的机会。到上海后,她刚刚设法拿到路费,却突然病了。此时,郝诒纯前来她家中看望,希望她能一同前往西南联大,张定华决定“我也跟她们一起走曹飞飞,我要去念书”,却难以说服自己的母亲和祖母。
转机是一位父母的故交带来的。听到张定华母亲对女儿想要孤身赴滇想法的抱怨,他却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并带着张定华拜访了受人崇敬的吴太爷,“你们张家的男孩子都没这个志气,女孩有这个志气,当然送她去!”就这样,家里人同意了。到了香港,张定华在宾馆偶遇了也将要前往西南联大的南开一行人,冯柳漪、邱宗岳教授等先生看到一个女孩敢于孤身前往西南联大求学也十分高兴,便决定与她同路而行。
张定华与这群同行人一起,办理了经越南所需的护照,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窄轨火车。当呜呜的轰鸣即将消歇,熟悉的身影映入了她的眼帘——郝诒纯正在站台上等她赵关克。她这才知道,一个月前就抵达昆明的郝诒纯,每次这列隔天一到的火车到来时,都要来等待杳无音讯的她。
黎明前的艰难
卢少忱到了昆明后举目无亲,他只得依靠沦陷区各地来昆就学指导处的补助维生。一个月十几块大洋,就算是去西南联大的食堂,也只能堪堪饱腹,而住宿问题却完全无法解决。这时,来自崇德中学的师兄,马约翰之子马启伟梦见玉碎了,介绍他去一家叫做林文堂的青年组织工作,说是工作,也不过是招待一下学生,“有些人来看书看报啊,你提供给他,然后星期天给放音乐会,放个留声机”,完全没有工资,“就是管住”。
就这样玩命对战,尚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卢少忱,一边在林文堂做些杂活,一边自行准备着西南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他凭着280分的成绩被录取。但是,校方考虑到滇西日军的进攻,并没有让他们在昆明入学,而是要求他们前往四川叙永。一年以后,局势稳定下来,卢少忱终于得以进入西南联大学习。
龙驭球高中结业后,一开始并没有考取西南联大。1944年,同时被湖南大学和唐山交大录取的龙驭球,几经斟酌,最终选择了唐山交大。当时的唐山交大,已经从河北唐山搬到了贵州平乐,可仅仅入学一个月,日军就将要攻到滇黔边界,离平乐近在咫尺。校方决定就地解散,“后来学校就是说,现在放假,你们自己啊想办法到重庆集合,在四川找到一个复课的地方以后呢,我们再上课。”
龙驭球并没有充足的钱财乘车前往,只得与两个同学徒步前往。他们卖了不必要的东西,一人背了一件行李,就徒步上路。他们保持着一天六十里的速度,以便晚上可以找到小村庄借宿,路上唯一的调剂就是买点猪肝吃,“他们那个地方呢,猪肝没有人吃的,比猪肉要便宜得多。”走了四十多天,他们走到了遵义,借宿在当时已迁至此的浙大宿舍休息了几天,一行三人又走了二十多天,才终于抵达重庆 。而这时,龙驭球已经身上长了疮。待到学校终于在四川璧山找到教室复课的时候,他的病情愈发严重,“在上课的时候,身上那个疮就越来越厉害,痒得不得了。后来也没有地方烧热水,就在厨房,那个蒸锅底下有点蒸锅水,把那个蒸锅水拿个盆接了,在菜园子里面洗。就慢慢把这个疮(洗)好了。”

在四川叙永用作男生宿舍的庙宇春秋祠
因为战乱而频繁迁转,龙驭球大一的书一共只读了几个月。在暑假,龙驭球去重庆游玩,刚好赶上南开大学招收插班生的考试并被成功录取,可如何从重庆赶往昆明又是一个难题。一个在昆明未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听说了这件事,托关系给了他一张没有登机日期的机票——这意味着他要自己去机场等候有空的航班,能否登机全看机场工作人员的通知。白天拿着机票在机场默默等候,看着一架架无法带走自己的飞机渐行渐远;晚上到附近工作的同学那里借宿,在坚硬的地上打地铺。就这样等了十几天,他终于等来一句“你可以走了”,登上了飞往昆明的飞机。
西南联大伫立在昆明,迎接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奔波者。
本选题由北京大学学生会此间编辑中心与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学生执行团联合策划,并作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项目、西南联大8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感谢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校史馆、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西南联大口述史项目对本选题的大力支持。

新媒体编辑|张丁
责任编辑|田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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